宋国定:在“世外桃源”发掘考古“盲盒”
石器时代,反映人类的早期历史发展演化过程。根据不同的石器加工技术,考古学家将其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映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状况,溯源当时人类生存模式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打制石器已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
“细想起来,从2007年开始,我和打制石器结缘已经超过十个年头,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有初相识时的迷茫,再次见面的惊奇,与确定年代后的喜悦和兴奋……”近日,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宋国定教授《丹江下游地区史前打制石器研究》项目获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开启新的科研征程。
2007年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前身)配合南水北调建设,持续参加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周围的文物保护工作。当年秋冬之际,考古系十多名师生前往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申明铺村,对位于丹江南岸的申明铺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远离城市、驻扎乡村、起早贪黑成为考古系师生团队的主基调。
“这里的起居生活与城里的相比,要艰苦得多。但是同学们没有畏缩和抱怨,反而慢慢喜欢上了这种‘世外桃源’式的集体生活。”宋国定欣慰地看到,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通过辨别探方出土的石头和石器,验证他们曾经学过但理解并不深刻的考古知识,进一步实地体会到考古工作的意义。
2010年10月,考古系师生来到位于丹江口水库西岸的淅川县仓房镇党子口村。这一次,他们要抢救发掘的是王庄汉墓群。
“前期文物勘探结果并不理想,探出的墓葬不足十座,想完成2000平方米的发掘任务,几乎不可能。”于是,宋国定一行在当地文物干部的陪同下,对墓地附近的山头逐一进行调查。在一个叫“博山”的山坡上,他们采集到一件形体硕大、形制规整的褐黄色石器,且表面有明显的打制痕迹,“从其原料、形状和加工技术分析,这很可能来自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于是,就将它带回了王庄考古工地。”宋国定说。
然而,正是这件采集“捡来”的石器,“撬开”了一条重要线索。
经后续调查发现,博山也是一处汉墓群所在地,并在汉墓填土中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由打制技术制成的燧石石器,选料讲究、种类齐全、加工精美。宋国定感慨,“学术界长期认为,这些精美的燧石石器只存在于欧洲和我国北方少数地点。虽然它们的年代目前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为能在丹江下游地区发现这些石叶石器而感到无比惊奇。”
淅川考古发掘现场
坑南遗址与丹江口水库
在后续考古实践中,考古系师生团队在丹江口水库周边跋山涉水,持续开展抢救发掘和文物保护,发现数量丰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地层中的打制石器,见证了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文化演变轨迹,展示了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复原史前石器生产技术和工艺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能否设计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综合研究这一区域史前时期的打制石器?”于是,一个定位于石器研究这一考古冷门领域的科研实践项目——《丹江下游地区史前打制石器研究》,应运而生。
该项目将综合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分析,通过考古类型学、“操作链”复原研究、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田野考古调查与空间分析技术等研究方法,揭示丹江下游地区史前打制石器的技术特征与发展变化规律,填补研究空白;探究中国南、北方打制石器技术传统在该区域的特点,剖析其背后的人群交流、迁徙及其动因;阐明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磨制石器技术与打制石器技术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前打制石器技术延续的时间下限等。
宋国定希望,项目能为探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石器技术源流、史前人类迁徙等重大学术课题,尤其为石叶遗存的来源和新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技术、人群、功能、原料产地与资源域控制策略等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考古学证据和研究视角。
宋国定(右一)和国科大人文学院教授杨益民、罗武干一起观摩考古标本
国科大2019级科学技术史(科技考古方向)专业博士生吴超明是宋国定的学生,近年来参与了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坑南遗址群发掘、西沟地点发掘、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田野考古调查和洞穴调查等项目,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作前期的资料整理和数字化档案建立。
宋国定对乡土的热爱和对当地乡亲的尊重,让吴超明印象深刻。“第一次随宋老师到考古现场的乡里小路上,他熟悉而亲切地跟老乡打招呼,甚至还能够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乡亲们也并没有对外来陌生客人一样的客套,而是把我们当成家里人。这种状态让我羡慕不已。”
考古路上,宋国定扎实的学风影响着吴超明。在吴超明看来,考古学是一门让人怀揣浪漫梦想的严谨学科,也是与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其田野调查与发掘离不开老百姓的帮助和参与。“考古学家都是从乡村工地上走出来的、扎根土地的科学家。”未来,吴超明也想继续从事先秦考古和科技考古研究,着力扎根于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贡献力量。
宋国定对考古的热爱还影响着国科大2021级科学技术史(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方向)专业博士生李京亚,“我能感觉到宋老师对考古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丹江口库区十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中,他带领团队发现和研究了一大批对学科积累和研究进步有重要推动意义的考古材料,挽救了一批受地貌变迁和人类活动影响而遭受毁坏的考古遗址。跟随宋老师学习,我被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精神所感染,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考古的信心。”
“误打误撞”进入考古行当的李京亚,自2017年本科在宋国定考古团队实习起,参与了坑南遗址、黑山咀遗址、西沟遗址等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工作。“考古发掘的‘盲盒属性’往往带来很多惊喜,你不知道下一手铲(考古发掘工具)剥离的泥土里会出现什么有趣的东西。野外的自然之美也比在城市里的要体会得更多,朝霞、夕阳、夜空、山水、鸟兽虫鱼之美尽可欣赏。”
在李京亚看来,考古学绝不是有些人眼中的“无用”。比如,从古至今黄河治理始终关系国运和民生,考古学者通过研究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游牧和农耕人群的变迁,结合历代黄河水患治理的经验,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另外,通过越来越多重要考古发现,我们也渐渐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可以让我们发现被泥土尘封的文化财富,对提升文化自信具有独特意义。”李京亚说。
2020年宋国定(左)和吴超明(右)在淅川西沟旧石器地点发掘现场
近几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考古事业。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宋国定表示,“当今的考古学不再是一个冷门学科,而是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她的魅力就在于可以与古代人类社会直接接触和对话。”
近代考古学之父谢里曼曾说过,“考古学不是为了搜幽探奇,而是为了寻找自己,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宋国定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这种远离喧嚣的考古生活,才能让未来的考古学精英找到答案。”
2021年,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宋国定希望,能与更多对考古学感兴趣、有考古情结的青年学子一起努力,携手走进下一个黄金考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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