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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生院士:我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叫“微不足道”

  •   陈润生院士

      “知道那信是我的,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好几天都没睡着觉。”

      ……

      1988年很平常的一天,在去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的某辆公交车上,极有可能会碰到正去上课的陈润生。那时的他47岁,讲的还是理论生物学,学生还只有二十几个。陈润生刚从德国纽伦堡大学访学后回国,心想着,“一定要在科研上有所建树。”

      他不断关注国际生物学发展动态,随即注意到国外提出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经过日日夜夜的思考与判断,他的思维越来越兴奋,总想倾诉积压在心头的想法,但当时国内找不到任何同行。辗转后的1991年,陈润生决定给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时任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持人)写了一封信,表明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卓越科学事件的理解和支持。

      “那种冲动,你必须要去做,你就是要去做。我每天在想这事,没有办法去克制,我认为这件大事一定要去了解。我当时写这封信,就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詹姆斯·杜威·沃森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缔造者,我根本没想到会有回信。”
      陈润生与詹姆斯·杜威·沃森教授素昧平生,当时陈润生只是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在国外毫无知名度,写信只是他情绪的释放,并不指望有任何反馈或回报。
      突然一天收到来信了,是寄给陈润生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收信人名字写错了,当时他的工作单位里还有一位研究人员名字的汉语拼音和他相似,也恰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弄清楚后,发现确实是寄给我的,我欣喜若狂,兴奋了好几天,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信足足有两页纸。”陈润生现在回忆起来,精神依然亢奋。
    陈润生仔细阅后,更加坚定了投身基因组研究的决心,同时也了解到信息分析,包括序列的组装与功能元件的标识是本项目的关键。
      陈润生说:“这既是不自然的,又是很自然的。”
      如果他当时没有给詹姆斯·杜威·沃森写信,就不会萌生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的想法。人类基因组计划从1990年开始,本质上是破译人类的遗传密码,而一旦用信息学的手段去解析人类基因组后,整个生物就将进入大数据时代。那么,大数据如何存储、处理,就是一个新的科学问题,需要一个新的学科来处理——生物信息学。
      这个新的学科包含着关于人类遗传密码的所有信息,用6个词语概括就是对基因组信息的获取、处理、加工、分布、分析和解释。通过挖掘生物大数据来分析深刻的生物学内涵,这是人类研究生物领域上巨大的进步。

      “一定要增加生物信息学这门学科。”陈润生坚定地说。
      当时国内外对于生物信息学处于空白的摸索期。“我带着学生,一方面琢磨生物信息学的内涵,建立方法分析遗传密码。另外一方面寻求国内有没有人关心人类基因组计划,有没有可能一起来启动。”
      1992年下半年,他打听到了吴旻(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在任期间启动了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当时虽然离得近,都在北京城,但我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而他学术地位很高,他也不认识我。”陈润生说。
      陈润生想方设法联系到吴旻,一是说明他非常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且把詹姆斯·杜威·沃森的回信内容告诉了吴旻,心想着“可以打动吴旻先生最好”;二是说明他的团队是从事生物信息研究的,可以专门负责处理数据。

    实验结果数据分析

      在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同时,《生物信息学》课程便开始萌发了。
      陈润生是国内第一个讲这门课程的人。这门课程当时在国内外都处于摸索阶段。课程内使用的所有的算法、程序、理论都是他自己推导的。
      最早的20年,陈润生单独授课。陈润生每次去上课要倒4到5次公共汽车。其实也有班车直达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但是班车发车时间和下课时间中间还有40分钟间隔。“我不乐意等,索性赶紧坐公共汽车回去,这样还快些。”
      再后来为省时间,陈润生一天上、下午连着上7节课,中午还自己带饭,上午下课后,把饭热一热,吃完饭喝口水的工夫,下午的课又该开始了。这样的作息,他坚持了两年。
      有时,他有一些不能缺席的会议,才会让学生“打游击”似的补上。如今陈润生还坚持在教学一线,“那么多学生期待着,不能不去,这是责任。”但是随着年纪一天天变大,为了保持教学团队的活力和持续发展,保证课程的授课质量,《生物信息学》课程引进了该领域杰出的青年代表王秀杰作为主讲教师,另一方面设置课程的教师助教,处理日常教学事务,协助首席教师和主讲教师完成高质量教学任务。

    王秀杰

      “能加入《生物信息学》教师团队,我非常荣幸。陈老师有口皆碑,而我经验不多,非常紧张。因此刚开始似乎效果不是很好。”王秀杰回忆起第一次上课时说,“陈老师虽然年纪大,但是注重前沿知识,在调动同学们上课积极性方面很有经验,学生们听他的课也听得很‘嗨’。这方面跟他学了很多,包括课程时间长短的把控、怎么把研究中的小故事跟基础知识穿插在一起、怎么让学生保持上课兴趣,能够更好地吸收知识。”

      在王秀杰眼里,“陈老师特别朴实。早些年在玉泉路校区上课时,他是坐公交车去的,连出租车都不坐,他还告诉我他怎么坐公交车。”陈润生和王秀杰科研领域相近,他们一年参加无数个相同的会议,所以互相交流、互看课件是常事。

    《生物信息学》课程团队(从左到右分别为王秀杰、陈润生、陈小伟)

      这是一个团队,也是一种传承,“年轻教师的加入为这门课增加了新的活力,也是一种过渡,要让他们逐渐站在岗位上。”陈润生说。

      “你问我多少都不会卡壳的”

      “记得第一次上《生物信息学》,本来是8点30分的课,我6点40分就去了,结果前排位置已经没了。”这是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2019级学生丁红霞对《生物信息学》课程的第一印象。

      陈润生的课堂总是爆满。学生来自生命科学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化学科学学院、存济医学院等不同的学院,并不是都有生物学背景,怎么让学生听得明白、听完了有所收获,“是要灌输一些生物基础知识,但这知识不是我要授给学生的,我只坚持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授给学生的是思路、是方法。我就跟他们聊天一样,我为什么去搞基因组,我怎么搞的,我跑到吴旻先生那里怎么说的,然后我怎么思考的,这一段一段的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陈润生说。

    分子生物学实验

      “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生物信息学是搞基因组研究所必需的,没有我们,干不成事。”陈润生的声音在课堂上回响着。
      人类遗传密码,就像一本看不懂语言的书,如何读懂?关于人类遗传密码,目前的技术和仪器能测出的只是无数小片段,相当于再把书撕成无数小块。
      在撕的过程中丢失了上下文的联系,怎么准确、完整地拼接在一起?那就买两本一样的书,一本都撕成正方形块,一本都撕成长方形块,相当于把遗传密码复制两份,把人类遗传密码打碎成不同长度的片段。
      随机一块正方形,一定能找到有同样内容的长方形。这样一来可以慢慢对着找,慢慢拼接,虽然是笨方法,但很有效。
      问题又来了,数量少还可以,那如果是数以千万计呢?这就是大数据了,就需要程序来处理了,这就是生物信息学。
      “这样讲,谁都能听懂”,即使专业背景不同,但思路和方法是相通的,“所以这样才能一年比一年人多,他们来听课并不是感兴趣你的知识,而是听听你这科研路怎么走的,你有什么启迪,我觉得这是吸引他们来听的原因。在我的课上,大家都不会走神儿。”大家爽朗笑着。

      陈润生的教材不仅自己原创,而且是生物信息学领域前沿。
      刚开始上课的前10年,那时生物信息学研究刚起步,他把自己建立的方法、算法都讲给学生听。经过30余年的沉淀逐渐形成一个内容体系,后来又把生物信息学的新发展、新趋势、新研究等内容加在课件里。
      “陈老师的课程充满最前沿的成果与方法,同时又分外清晰明了。《生物信息学》课的同学来自各个院系,但一学期后,身边的每个人都被陈老师的热情所感染,对复杂精妙的遗传密码产生了自己的思考。”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2019级学生唐以恒上完课后说。
      上课和科研互相成就,上课需要将讲的东西都刻在脑子里并融会贯通,“备课是为科研打下基础,也是个自我修养的过程。”陈润生说,“所以你问我多少问题,我都不会打啵(卡壳)的。”

      从坐公共汽车去玉泉路校区到坐车去雁栖湖校区,从1988年的一间小教室到2020年的大礼堂,从50岁到80岁,地方、人数、年龄——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唯独陈润生没有变,他讲课的声音一直持续了33年,从未间断,穿透时间,声量却丝毫未减。

      “记得有一门《生物信息学》,开课老师是陈润生院士。即使年近80岁高龄,陈老师依然每周坚持到雁栖湖校区授课,一次课近3个小时,陈老师讲得满怀激情、毫无倦意。但是,偶然一次我看到,下课后陈老师深深陷在椅子里,闭眼休息很久才慢慢起身继续上课。这给我带来了很深沉的感动。”4年前,国科大2017级学生安子杨写过这样一段话。
      最初上课时,陈润生还是一名普通科研工作人员,如今的陈润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对于给学生上课这件事,陈润生说:“我就不知道当了院士后有什么区别,从来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到玉泉路校区还是到雁栖湖校区给学生上课,他不到6点就起来了,6点50分准时出发,上课成为他的习惯。
      有一次上课时,他讲到哈佛的干细胞试验,将一只鹦鹉脑中的某些核团破坏,鹦鹉就不能学舌了,将另外一只鹦鹉脑子里取出来的干细胞诱导分化,再导入原来那只鹦鹉,那只鹦鹉又能学舌了,学生在课堂上问他,“那恢复学舌后的鹦鹉唱的歌是否还跟之前一样?”这个学生的问题给陈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以后每次讲课都会想起。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不过我相信不是原来的歌了,即使能力恢复了,但是原来的核团被破坏了。”陈润生说,“科研需要创造力,不照本宣科,要思考,提出科学问题,否则没什么意思,历史不会记录你,创新最重要。”

    陈润生观看学生做实验

      在陈润生眼里,科学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科学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他认为最对得起学生的就是,教育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文献是基础,供你超越,而不是模仿。循规蹈矩很容易,打破常规很难。”
      让他骄傲的是,国科大几乎与生物学有关的人都听过这个课,“学生们满意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我对获奖从来没有感觉,什么奖都无所谓。”
      “我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叫‘微不足道’。我非常不乐意跟他们去争那些东西,但正因为你脚踏实地,你没有吃任何亏,该得到的都会有,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削尖脑袋去硬钻营能得来的。”
      现在,80多岁的陈润生声音依然洪亮,全神贯注地走自己脚下的人生之路。这亦得益于他的生活态度,“其实,关键问题就是你的状态,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很多人想很多乱七八糟根本不需要想的事,想了你也解决不了,最重要是所有的事都想得开。”

      陈润生笑起来,单眼皮,黝黑的眼珠透着光,他的声音在采访的小会议室里起伏着,蕴含着某种哲理,亦在课堂上传递了30余年,从未间断。

    责编 :李暄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