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先秦思想史导览图

  • 文/朱美林 (融媒体记者团)
  • 创建于 202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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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个外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吗?对于影响人们行为习惯的某些深层原因,我们不一定有自觉,因为它像水之于鱼那样自然。本国传统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可谓普遍深远矣,这种影响可能“百姓日用而不知”。现在我们所学的知识以及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全是“西式”的,但那些西周之后产生的文本及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仍然影响着我们为人处世、思考问题的方式。本文要介绍的书,可以说是一本先秦思想史导论:《中国思想之渊源》。作者为已故前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这古色古香的名字一半是音译,一半取典于《论语》。书中介绍的这些经典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并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行事和思想。


牟复礼教授

  牟复礼教授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军官。1943年至1946年服役于美国陆军空战部队(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USAAF)。后因修读过汉语而被送往哈佛大学深造,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此后担任中国空军训练课程通译。战争结束后退役,继续在哈佛求学。后到中国留学,先后在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和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曾亲炙王绳祖、陈恭禄、向达、启功、王崇武、郑天挺等文史名家,说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返美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陶宗仪及其〈辍耕录〉》。后到台湾做博士后研究,当时的老师有郑骞、屈万里、王叔岷等人。1956年应聘去普林斯顿大学,是普大东亚系的奠基人。1987年从普大退休,他的职位由余英时接任。他写过关于南京历史文化的论文,出版过关于元末明初诗人高启的专著,翻译过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还主持编写了《剑桥中国史》的明代部分。生前最后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为《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900-1800)。这本《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是他为本科生介绍先秦诸子的书。

《中国思想之渊源》英文第二版封面

  历史学家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曾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现在,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公民,若不是文史专业,对中国先秦典籍也是十分隔膜的。繁体竖排的古籍读起来可能还不如英文好懂。使用着同一种文字的中国古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反倒有一种异域风情。

《帝制中国:900-1800》英文版封面

  而一个真正的异域之人,反而可能比我们自己对这些“古董”更感兴趣。很多现代中国人看来陌生难懂的典籍正是国外“汉学家”钻研的对象。因为我们与他们是如此不同,要理解这种不同,就得从中国历史的深处开始探索。所以,一位英语世界的明史专家写一本中国先秦思想小史也不算奇怪。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文明何以屹立得如此稳固,就必须理解奠基于文明底下的思想根基。这部明史专家写的先秦思想史导论旨在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本科生介绍中国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为其勾勒中国古人精神生活的轮廓。本书最初面对的读者虽然为国外本科生,但也颇适合现代中国的大学生。

  这是一本导论性质的小书,中文版也只有200页左右。若有闲,一天就能一口气读下来。本书的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2016年出了精装版。全书共七章,第二版中编辑加了一下插图和页边评语。在导论部分作者首先从物质、精神、社会、制度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的起源。中国的信史时代目前可以追溯到商朝,周之代商作者比以罗马之于希腊,以示其文化上的继承性。但作者也提醒我们这种类比的不确切处,即周与商在语言上很接近。这种类比应是让西方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史。西周末年周室衰微,地方诸侯逐渐强大,独立于周王室。从东周到秦统一中国这一段时间是中国人基本思想奠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观念和社会政治元素支配着中国以后的历史和中国人的心灵。

  第二章以西方思想为参照介绍了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宇宙论、宇宙生成论及其社会文化效果。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先哲更关注当下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像希腊哲人那样有意将其思想与政治、社会疏离。作者说,在处理异见方面中国与西方重要的差别就在于,不论是政权还是社会领袖都不会镇压非常规的思想和行为,因其不会声称自己代表了启示宗教的唯一真理。第三章介绍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作者认为“儒”这一阶层为供职于周王室的殷商遗臣。周以武力推翻商王室的统治之后,这一群体归顺了周,为其提供仪礼制度和治国的知识。与“士”阶层不同的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并力图延续这种优秀的文化。他们秉持的商朝传统一方面是周王室不可或缺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保持其社会地位的关键。“士”则是周王朝最低一级的世袭贵族,为捍卫周王朝统治的武士。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理论自觉和系统主张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第三章的主题。第二章总结儒者的作用包括制定礼义祭祀制度,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周王室的史官、智囊、谏官。孔子这位商王朝的后裔,在精神上同时继承了儒和士。其一生所为便是完成二者的融合,同时也保留了儒、士之间的张力。所以孔子的思想具有尚古和保守的特点。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并且以博学和谦逊著称。他确立的教育内容、方法、理想影响持久。他另一个理念就是“有教无类”,其门生中既有贵族子弟亦有庶民。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策革新都建立在“经典”的权威及对其诠释之上,这种在保守与革新的张力下进行制度改革的方式即是受孔子学说的影响。所以作者说中国文明是一个崇尚学识的文明,孔子居功至伟。本章中还介绍了儒学其他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他们都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发展。而荀子的两位高徒,韩非和李斯又对秦朝的制度影响甚大。

中译本第二版封面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主流,而道家则展现了中国人心灵的另一面。第四章介绍了道家的两位大师,老子和庄子。道家的思想取向与儒家迥异,他们嘲讽仁义礼智、奚落统治者的暴政及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攀附,呼吁一种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两家的主张形同楚越而又相互补充,儒家的社会心理取向是乐观的理性主义,道家的个人心理取向则是悲观的神秘主义。儒家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道家则可称之为“自然主义”。但二者并非没有共同点,作者总结两家的特质为,重直觉而轻公设、重启发而轻详言、重譬喻而轻推理。这几个特点其实也是中国思想与古希腊思想的不同之处。道家思想虽然有远离政治的倾向,但出土的战国帛书和竹简所呈现的《老子》文本之演变,也显示出一种努力——将《老子》诠释为一种政治斗争文本。法家著作《韩非子》中对老子的解读以及汉初黄老思想的盛行显示了先秦经典文本巨大的解释弹性。这一现象就是上述中国思想特点的结果。作者认为道家后来内化为中国文明一种纠偏、革新的能力,使中国文明得以平稳地发展。

  墨家是从儒家分化出来又反对儒家的学派。与孔子先祖一样,墨子亦是宋国人。所以儒墨两家既有相同的特点,又处处针锋相对。墨家名称之由来现在也扑朔迷离,作者猜测墨家有军人背景,他们的行事作风有一种严格朴素的倾向,亦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思想方面追求理智上的条理和严谨。墨子也可能同时是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墨”可能即绳墨之墨;他们的领袖被称作“钜子”。所以《墨子》一书中就保存了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墨家在知识论上还做过逻辑化和公理化的努力,可惜两千多年来没有受到过重视。作者说墨子的功利主义倾向有点像边沁和密尔;其领袖的产生和作用有点像美国工会的领袖;秦汉之间罗宾汉式的游侠之风也是墨家之余绪。墨家诸多不同寻常的特点使其学说没有被发展和继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人之常情。《庄子》天下篇里即批评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生也勤、死也薄、泛爱兼利而非斗,又好学而博,但“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任何”!

  本书第六章梳理了儒、墨、名、道诸家关于“何为真理”的论战。诸子中唯墨家和名家热衷于逻辑和论辩,而儒、道、法诸家则否定辩论的价值。道家急切地强调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用更宏大的自然视角矫正人类中心主义,对普遍的知识抱有悲观的态度。所以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墨家试图提出一种认识论和论辩规则,名家也发现了很多与古希腊哲学中相似的逻辑悖论。这种努力显示出中国哲学也曾具有发展出逻辑的能力,但这种倾向没有成为主流。人们虽对中国哲学不重视形式逻辑的特点抱有好奇,但作者反思道,我们没有权利这么问。比较合宜的发问方式应该是,何以西方哲学中逻辑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取向反映了中国人的选择,而非没有这种能力。作者认为古希腊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肇始于他们对数学的兴趣。与中国古代逻辑学重视概念和意义的不一致不同,古希腊的哲学家更关注于概念的一致性。本书最后一章标题为“帝国的缔造”,主要讲法家的成与败。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自己,也惊异于这个事实:中国过去的一百年跟公元前三世纪的相似性。中国文明展示了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的文化层次、社会结构、政府的形式和功能、变革的程度与幅度,以及人们对政府的期待都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这种样式被后来的王朝不断沿用,但这种政治上的创新仅仅建立在一个多世纪的经验之上。秦朝顺应了当时结束分裂的普遍愿望,但也严苛地施行法家学说,否定人文价值,鄙夷曾经备受崇敬的传统。作者说秦国的政府和军事组织形式是对西北游牧民族军事入侵的一种反应。在观念上法家思想虽被后世唾弃,形成了一种不能公开捍卫而又习惯适应的两难局面。主观理想上是儒家,而实际需要则是法家。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强大的折中能力与其说是弱点,倒不如说是其顽强生命力之所在。法家对不能施用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没有兴趣,他们的得意之处在于有效。但法家与其他学派共享一个至高的关切:乱世中如何求得安顿。秦始皇这位褒贬不一的君王死于巡视帝国的路途之后,其企图传之万世的帝国也迅速崩塌了。汉朝继承秦制,延续了四百年,真正奠定了帝国的基础。

中译本第一版封面

  本书可以当作先秦思想的一幅鸟瞰导览图。篇幅所限,虽不够全面但也独出机杼,不至于让读者在丰富多样的思想中迷失。本书描绘的线索可以作为登楼的木梯,藉此攀援而上亦可一览先秦诸子之风采。本书为国外学生所作的通识性导论,全书贯穿这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借他者的视角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渊源,也可以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质。作者没有以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来审视中国文明,反而是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他说每一个文明的文化价值都和其思想的历史密不可分。在每个社会中,秩序和实际的社会利益都要比追寻抽象的真理更重要,所以无法苛责或者追问中国先哲为何忽视了如今我们看来重要的思想倾向。他谦逊地说,对于中国古代知识所能描述的远比我们解释的更多。用中文重新翻译这本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著作确实是件难事,但中译本会让人意识不到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显然译者(亦是本书编辑)在推敲字句上颇费了一番工夫。新一版还加了一些图片和页边短注。这番努力不一定讨读者的好,其恰当与否只能交给读者诸君自行评判。

 

责任编辑:李暄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