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在物理系2003年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 田宗漱 (2014年以后的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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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宗漱

每当有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都会愉快地回答:“老师”。
我对“老师”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是在长期的工作中逐渐理解的。记得刚毕业做助教时,有一次与主讲老师讨论习题课,他很不满意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去讲?这岂不是把学生愈教愈笨。”当时,我很不理解,心里觉得十分委屈。于是,回到家里和父亲谈论起此事。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学生学你这门课,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一定要对他们严格要求,宁可由于严格要求让学生恨你一时,也不要因为没教会他们而恨你一辈子。咱们国家,每年大约七个农民的劳动,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实在不易!你要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教好书,是一个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的话深深铭记于我心上。我决心发奋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造就合格的人才,无愧于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无愧于我的祖国。
初上教师岗位不久,“文革”开始了。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及反动学阀”,我成了“反动小权威”,受尽了欺凌与污辱,在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教师的人格像抹布一样被蹂躏。在此期间,父亲去世,我经历了癌症的生死折磨。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父亲生前的朋友劝我换一个轻松一些的工作,我说:“不,我还要去教书!”我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不谈病、不诉苦,决心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和大家一起参加祖国百废待兴的重建工作,重新承担起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人才的重担。教师是光荣的,教书是严肃的,讲堂是神圣的——这种信念支持着我,使我心中充满阳光。
很庆幸,研究生院接纳了我,许多领导和同事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到了研究生院后,学校对教学的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何教好书,不仅成为摆在我面前的新问题,同时也成为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直到现在也给不出更好的答案,但是,通过长期观察与学习,我认识到,教好研究生的课程要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
首先,老师要有渊博的知识、对所讲课程要有深刻的理解,要对知识融汇贯通。我曾倾听过钱伟长老师为教师开设的“变分法与有限元”。他把这门课讲得既清晰易懂又深刻广阔。以致卅年后的今天,他的精辟阐述仍历历在目。听了钱老的课程,再也不会在多头复杂的变分原理中迷失方向,再变分也变不错。还有一次,参加北大教师研讨会时,胡海昌老师讲“弹性理论相容方程”。他从能量守恒原理出发,深刻、细致地阐述了这个方程。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通过他深入浅出地讲解,竟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妙趣横生,使我顿开毛塞。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我感到:自己不深刻理解所学的知识,就不可能引导学生去理解。这些高水平的讲课给我打开了窗户,使我认识到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是教好课程的关键。这里,不仅是书本的知识,更有教师本人的理解与见解。教好书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教师必须做科研。我在MIT时曾聆听过几位著名教授的课,大开眼界。卞老师(T.H.H. Pian)的课没有现成课本,每一章卞老师均给出主要参考文章(几十至几百不等)及主要教授内容。这些材料,系统介绍了世界著名学者的研究结果,他用这种方法既系统又迅速地将学生引向世界前沿领域!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要开出一流的课程,而达到这一点,就要求老师不断地努力学习与进取,不断地了解和掌握所教知识的最新进展。因此,教师必须进行科研,并且不断参加最新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国际交流。这样,才可能比杂志快1-2年,比书本快5-6年了解最新学术成果,才能引导学生走在前沿。
记得李时珍预备行医时,他父亲曾教诲他:“你的一生将像那逆水行舟的纤夫,永无止境”。我想,作为一名好教师,也应具备一生奋发前进,学无止境的精神。

(田宗漱 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